“唱”出来的草书印
来源：金融时报-中国金融新闻网
作者：俞栋
发布日期：2023-03-31 22:34

草书入印之先例，应属于元代的“花押印”。不过，草书入印有难度。因为“刀”毕竟不是笔，“石”也不是纸，“硬碰硬”是很难表现出草书连绵流动、一泻千里那种美感来的。但若刻得好，则会给人耳目一新、眼前一亮的感觉。

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草书入印探索的书法家钟国友，每有得意之作，他必会发朋友圈，或单独发我，邀我等共赏，拒绝“点赞”只求意见。起初，我不以为然，只当其一时兴起自娱自乐罢了，“闹腾”几日也就“消停”了。可没承想，几年下来，他几乎每天都有新作问世，至今已逾千方之多，且风格面貌日趋成型，尤其是字法、刀法、章法别开生面，不得不令人重视。像钟国友这样以草书为主要入印文字进行篆刻创作，并创作出大批印作者实不多见，当属“另类”。

书有百家，印亦有百像，其气生焉。钟国友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。看着眼前这批个性鲜明、极具辨识度的草书印，是国友践行“印从书法出，以刀传笔意”的创作成果，也是正确理解“印从书法出，以刀传笔意”的有力佐证。邓石如作为“印从书出”印学理念实践者，将印式研究自元迄明的“印中求印”推进到“印从书出”，改变了“印中求印”中“以刀法传古人之笔法”的模式为“以刀法传自己篆、隶书风”的实践状态，从印式范畴上将“刀法”研究推进到“字法”研究范畴，他的印学理念后来发展成赵之谦“印外求印”，又将“入印文字”进一步扩展，进而带来了晚清篆刻艺术百家争鸣的创作时代。

钟国友是幸运的，也正处于这样一个文艺“百家争鸣”的时代，艺术家的心灵是自由的，选择是多元的……国友最早跟苏州名家张士东先生学书法，一手流畅飘逸的草书和隶书是他的“当家菜”，所以其潜意识里坚信“印从书出”。在他看来，印之变法或创新，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风格面貌都离不开对书法的理解与掌控，但印章又有自己的独特工具和艺术语言，需要“刀”与“笔”的自然转化和融合，用当代印学大家徐正濂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：“似曾相识，不可名状”。

整体来看，他草书印的草书纯度并不是“99k”的：以草书为主，兼融隶书、行书、楷书、汉简等，诸体汇于方寸间，力求刀、石、书三味交映，乍看似曾违背常律，细看却是气象万千：取篆刻之气，呈图案之美，现版画之韵，既给人以强烈的陌生感，又不使观者有违和感。众所周知，篆书笔画多“繁”而“连”，草书笔画多“简”而“散”，故草书入印最忌支离破碎和印面过于空洞。而钟国友草书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：实“简”似“繁”，实“散”似“连”。这得益于其别出心裁的处理手法。审视其印，往往根据印面构成和章法需要，对文字笔画作或简或繁、或并或增、或直或曲的“加工”，使之呈大开大合、疏密悬殊之势。这些看似违背常理的另类作品，有时真的让观者“脑洞大开”。

有人称钟国友为“快刀手”，实非虚言。我曾多次观他现场操刀急就，只见其确定印文后略作构思，便将印稿直接书于石上，不加修饰不作模仿，奏刀时以冲为主，冲切并用，削切兼施，嘎嘎作响，心随刀走，不拘墨稿，随机应变，因势取舍，追求笔墨与刀石随意生发之自然效果，往往有意外之得，其不少佳作如《云门烟石》《梧桐秋雨》《浙江红船》《无意乃佳》等，就是这种无心之作。

据我所知，很多人对钟国友倾情草书印不解，甚至认为他这是“吃力不讨好”“自寻烦恼”“搞不好功亏一篑”。事实也是如此。凭其一手传统的篆刻功夫，不要说在浙江，哪怕走出浙江也完全站得住脚，根本无需冒此风险。

这就不得不从钟国友的经历和才情说起。他不仅当过兵，还上过老山前线，转业后就一直在金融机构工作。工余除刻印、写字外，对声乐亦情有独钟，并天赋极佳，未入学堂之年，就已能靠听广播完整背唱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曲目，无论是身处“庙堂高台”，还是公园草台，抑或是立交桥下，都毫不在意，兴之所至便运声开唱，乐在其中。他那一曲纯正的意大利美声《我的太阳》不仅引得无数“钟粉”，就连专业歌唱家闻之亦顿感分量。他曾远赴北京，专门拜访有“中国第一男高音”之誉的歌剧之王帕瓦罗蒂亚洲唯一弟子戴玉强先生，听了他的试唱，戴老师当即决定邀请其参加《戴你唱歌》网络教学平台，在公开慕课中担纲范唱嘉宾，待他一首《祖国慈祥的母亲》唱毕，戴老师毫不吝啬地给予其“非专业领域的专业歌手”这一高度评价。我想，钟国友对音乐的“玩票”除了兴趣爱好使然外，也许是“别有用心”的。毕竟在音乐训练中得到的乐感，不是所有篆刻家都具有的。独特的乐感，不仅使他的草书胜人一筹，而且对于他刻出草书那连绵流动的特殊美感也大有裨益。故他的草书印不是刻出来的，更像是“唱”出来的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）